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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增加和成本上升，也会引起物价上涨，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增强各方面对适度通货膨胀的容忍度。

也就是说，总想花很少的钱，购买最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，这是所有纳税人的共同心理。换句话说，应该收的税之主导权掌握在征税人手里，还是掌握在纳税人的手里，其效果将会大相径庭。

一般而言，征税人总是希望多收，而且，其应收的欲求会趋于最大化。如果不警惕应收尽收诸多观念的陷阱，都可能将税改引入歧途。但纳税人恰恰相反，其应收的欲求往往趋于最小化。问题在于，应该收的税之主导权究竟在谁的手里？在征税人的手里，还是在纳税人的手里？是在一个人、几个人手里，还是在大多数人，甚或全体纳税人手里？毋庸讳言，应该在全体纳税人手里。应收尽收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应该收的税一定要收尽。

就是说，征税人认为的应收，与纳税人认为的应收，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。最后，应收尽收还得有限度。前面已讲，中国先有工业化，后有城市化，而且教育先行，人口素质是持续提高的，上海也是如此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的城市应该抓住全球绿色更新的技术进步趋势，通过政府的市场化引导，塑造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。这是它转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之所以这样，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是粗放型的。它需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。

人们普遍认为，这个趋同过程还在持续着。研究显示，设备低碳改造的周期预计有10年，居住绿色消费更新则要长达30年以上。

您认为转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?什么才叫真正的转型?李扬：经济减速，要的是提高效率的减速。最好的机制，是让市场去选。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上海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.2万美元，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，转型应往何处去?李扬：大的方向是内需为主，国内消费为主，怎么能够转化?其实是两条腿，一条是服务业要发展，另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必须要提高。并且，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。

但目前税收体系完全阻碍服务业发展。比如拉美一些国家，起初很发达。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，首先要有工作，这就使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升级到高效率产业。上海之所以值得称道，在于一些城市发展指标有相当大的潜力，比如潜力指数、效率指数、结构指数等。

一方面，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，另一方面，当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后，增长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但这种产业转型无疑难度更大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与急于向低效率的第三产业转移有关。

一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变了，例如过去吸收我国出口产品的欧美市场萎缩，美国无法再忍受巨额的逆差，这在倒逼我们发展内需市场。二者没有衔接，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。

但怎么吸引?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。但危机告诉我们，发达经济体并不全都是对的。预计10年后全球服务中的可贸易比重会从现在的20%多，增加到50%。但是，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。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，上海的内需稳步增长，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60%。目前，上海已经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组。

日本、美国都是经济随房地产起起落落，德国就没有这个情况。我理解的经济转型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，而不是产业比重的变化。

在这一基础上，再将产业布局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，从低端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。这是一个看似具有科学依据的结果。

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《上海转型发展研究》报告指出，以模仿-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，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：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，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，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，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?6月14日，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，听取李扬所作的《上海转型发展研究》专题辅导报告。从数字上看，它是比较早的摆脱了对外贸的依赖。

再结合当时的中国人口，得出结论：中国不应鼓励皮革产业的发展。吸引人才和企业，需要配套的税收政策，上海的难题在于，这边喊着发展服务业，那边税收体系没有变化，服务业是不断交易的过程，有很多环节。所有要实现经济转型的布局，都应该从最原始的经济思维出发——更少的成本带来更高的收益，也就是不断提高的效率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发现，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，其服务业占比并不低。

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样，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发展服务业，档次肯定上不去。李扬表示，在发展速度上，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，上海要接受一个低速、高质量的增长。

失业人口激增、到处游荡，为了社会的稳定，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搞服务业。6月19日，李扬接受了《财经国家周刊》的专访，主题就是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建言。

未来，政府要通过各项改革，创造市场条件来实现转型升级。一片地区建了拆、拆了建，拆与建的过程都产生GDP，却是没有效率的产出。

这是转型成功的方面，中国整体是顺差，上海是逆差，实现了内需为主，是上海几年努力的结果。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，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，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。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样的产业是高效率的，而且是应该大力发展的?李扬：要提高产业效率，经济效率，要先提高制度效率。它和全国情况一样，服务业效率不是特别高，在0.7左右，而且还在下降。

俞正声书记曾特意提到这个问题，他说你看现在三一重工要落户上海，这是制造业。服务业可贸易规模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，比如外包、远程服务、知识产权传递等等。

例如，这些国家不必去亲自开发新技术，他们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;他们可以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导向、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，从而轻易地提高生产率。现在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。

上海在商务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，还引进三一重工，其实遵循的是效率提高的逻辑。之所以在过去多年能够创造一个高速的增长周期，是因为在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后，新兴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潜力。